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主讲：陈择华
▪ 目 录
第一章：国际经济发展总体判断
第二章：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第三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分析
第四章：国际经济与进出口平衡
第五章：汇率与外贸观察
第六章：出口份额“保卫战”
第一章：国际经济发展总体判断
一、世界经济增速分析
二、经济的全球化与脱钩
三、危机与新经济增长点争夺
四、货币超发与大宗商品
一、世界经济增速分析
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5%，萎缩幅度较上一次预测收窄了0.9个百分点，这反映了202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强于预期。
全球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预计将分别增长5.5%和4.2%，其中，中国2021GDP预计增速将达8.1%。与上一次预测相比，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上调了0.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人们对疫苗有望推动经济走强的预期以及几个主要经济体追加政策支持的影响。
二、经济的全球化与脱钩
1．经济的全球化的前四个时期及其特征
2．经济的去全球化与脱钩
1．经济全球化的前四个时期及其特征
1870—1914年为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在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更多商品以更便宜的价格涌向国际市场，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Kevin O’Rourke和Jeffrey G.Williamson，1999）。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全球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逆转。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秩序混乱。包括1917年俄罗斯退出国际贸易体系，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20世纪20年代初对移民的严格限制，以及1929年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事件严重削弱了全球化进程，并且造成了世界经济衰退（Harold James，2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为全球化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再次加快。此间，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机构，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使各国经济，包括贸易和投资，再次走向世界市场。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进入了较快发展的轨道。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第三个时期全球化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美国、西欧、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化发展。那时，苏联和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也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为全球化的第四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中国和印度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世界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逐步弱化。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逐步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达到高峰。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包括集装箱和信息及通信技术进步，也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并且推动建立了全球供应链。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全球贫困和饥荒减少。
2．经济的去全球化与脱钩
（1）促发脱钩的因素
（2）脱钩的方向
（1）促发脱钩的因素
促发因素一、新冠疫情
促发因素二、美国眼中的中国威胁论
促发因素三、中美贸易战
促发因素一、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
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 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3%—32%，远远超过世界经济下降的幅度。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一些国家对全球化的看法也正在发生改变。
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表示，冠状病毒“或将改变过去40 年我们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化的性质”，他强调，“这一全球化正在走向其周期的尽头”。
促发因素二、美国眼中的中国威胁论
近几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运行规则不一致上的冲突加剧。伴随着中美实力的日益接近以及中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与美国希望的背道而驰，美国单方面任务中国未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社会主导国家，而且中国支持的国际秩序可能与今天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显著不同。这一前景对于其经济利益、价值观，乃至于国家安全等方面都会构成重大的威胁，且这三者之间互相关联彼此交织。
中国一直保持不称霸的状态。
经济利益：产业政策、非关税壁垒与知识产权
在经济领域，美方单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各类产业政策以及长期未能消除的各项非关税壁垒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同时，美国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和纵容对于知识产权的窃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利也使得美国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例如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近期将“中国制造2025”计划称之为 “一种咄咄逼人、精心策划、全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的运动”，认为中国政府在 产业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给予了中国企业过多的政策倾斜，如提供巨额的补贴，打破了全球市场经济原本的公平竞争。
美国“双标”的态度，真是煞费苦心。
在市场准入方面，即使是美方一些相对对华友好的人士也批评中国“监管部门使用不发放许可证等手段，歧视美国公司”，还指出世贸组织禁止各国为国内产出制定配额，但“中国制造 2025”却为机器人和电信这类产业的核心部件与基础材料的国内市场份额制定了目标，甚至有时高达 70%。
当然，中国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如对国企补贴）难以彻底取消，以及相当多的非关税壁垒今后仍可能长期存在（例如美国的互联网、媒体企业等进入中国市场受限），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安排、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也是高度相关的。
但是美国又制裁中国企业，呈现双重标准。
价值观：政治、规则和意识形态
在政治领域，美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威权的、一党制的国家，共产党掌握着绝对权力，不受全民选举、法治或独立司法的制约。如果中国不断壮大，不仅仅可能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美国自身的秩序和安全也会构成威胁。美方指责早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就在内部讲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斗争”做好准备，并声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 会主义必然胜利”。此外，中美在自由、人权、互联网治理等规则的认知 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国内，美方认为中国不仅限制了美国基于自由的价值观的传播，还压制宗教自由，逮捕基督教牧师、甚至监禁了许多的维吾尔族穆斯林。
在国际上，美方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经常不和国际标准匹配，缺乏人权、廉政等标准，不透明、存在着“新殖民主义”的倾向。此外，美方指责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通过各类传媒在全球传达其价值观。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称，中国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将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政府可以审查信息等）扩散到他国并且，美方认为中国的文化输出似乎已经产生了作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中点名好莱坞，称“哪怕是对中国稍微不利的说法，好莱坞都会实行自我审查（以获得中国的票房市场）。”NBA也有类似的问题。
近日时任总统拜登竟然公然将追查新冠零号病人强加给中国，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
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
鉴于中美两国存互为对手的关系，美方认为中国军事力量、乃至经济、科技力量的增长当然都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从最严重到相对次要的威胁包括：美方对中国扩张的军事设施的行为感到担忧。包括在南海的军事基地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中潜在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基础设施投资美方认为由于中国主张政府有权控制信息和跨境信息流动，有可能迫使中国设备、软件供应商提供其美方用户的数据，造成美方潜在的国家安全漏洞。
美方认为，中美经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融合也可能会为美国带来潜在的威胁：既包括美国社会在消费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医疗设备、稀土生产等方面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也包括中国还持有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债，美国或将面临美债利率飙升、美元贬值等困境，影响美国甚至是全球的金融稳定。
美方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高科技行业领域逼近美国，也会增强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最终对美国和所谓“自由世界的秩序”构成威胁。例如中国的军民融合（MCF）战略要求在中国的企业都必须跟中国军方共享技术，而且不透明的军民融合战略甚至可能使得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将双重用途技术投入中国的军事研究和发展计划。更广义的来说，美方认为大量中国企业可能不是简单追求利润，而要支持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
美日军民融合，尤其是打着智能的名义，切入相关数据。
促发因素三、中美贸易战
扼杀中国创新的速度
资本准备进攻中国科技
2．脱钩的方向
（1）信息基础设施与数据脱轨
（2）先进敏感技术脱轨
（1）信息基础设施与数据脱轨
由于中美在军事领域大致上处在彼此独立运转、互不依赖的状态，从美方视角上来看，在信息基础设施里中国的软硬件存在的可能使得美国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无疑排在中国对美国威胁的最高优先级，自然也是首先需要排除中国供应商的领域。实际上，早在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机构及其承包商使用华为或中兴的相关设备和服务。2019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致投票将华为和中兴指定为国家安全隐患，禁止其管理的通用服务基金被用于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或服务。
近期美国政府发动的“净网行动”，更加明确的禁止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美运营、禁止中资企业投资海底电缆与美国连接，禁止中国云服务商存储美国信息，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中国App，并且不允许不受信任的手机下载美国的App。随后的行政命令还彻底对于微信和TikTok这两款应用进行封杀。
我们认为美方采取的措施虽然符合其增强信息安全、防范数据泄露威胁的大方向，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有迎合大选的考虑，不见得经过了精细的设计。但是技术攻防不会停止。
完全彻底的从美国排除中国的IT硬件和软件成本高昂，“也毫无必要”，一些美国学术和政策研究机构认为，美国应该“详细的评估”其民用和公用的通信和信息系统的供应链，准备一张细致的清单，依据清单排除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化解对美国信息系统的威胁。伴随着美方更加细致的为中美部分领域脱钩进行准备，我们预计通信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基础软件等软件、存在搜集信息功能的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等领域应该会处于清单上排在前列的领域。
此外，如果美国制定了与中国脱轨的信息服务和产品清单，美国的盟国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追随美国的行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也明确拒绝使用华为的5G系统。
内需拉动要保持持续性。
（2）先进敏感技术脱轨
由于在新冷战时期中美处于事实上的竞争对手，美方认为中国科技的进步最终会增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考虑到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减缓对中国技术扩散、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地位当然是美国政策优先考虑的方向。目前看来，技术从美国向中国扩散的三个主要渠道——中国公司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以及人员交流——都正在并且可能受到更严格的美国的管制。除此以外，美国通过各种借口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也值得密切关注。
欧美日韩也需要随时关注。
近些年以来，中国公司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例如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对一些西方科技公司的出于中国国家战略和国防安全考虑的收购——包括在芯片领域的战略收购——已经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警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审查已经并可能继续加强。
2018年8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在美国正式生效。该法案大幅扩张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资本在美国进行控制性收购的管辖范围，基本包含所有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对美国企业的投资。近日拜登又将59家企业归为黑名单。
在与国家安全有紧密关联的前提下，CFIUS的管辖范围还扩大到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的非控制性投资。法案的通过使得中国公司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几乎不再可能。实际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从2017年以后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实际上，近几年以来，其它的西方国家也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审核措施。2019年4月欧盟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审查条例》，其宗旨在于加强对外国战略性投资的审查。2019年日本也修订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增加了受限制的外商直接投资范围，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手机、软件开发、电脑、互联网等20个领域。今年3月，欧盟为疫情期间保护战略性产业又发布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国的资本自由流动与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的指南》
加强技术出口管制：我们预计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也有可能在现有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而且，美国加强与其它西方国家合作对中国进行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的可能性尤其值得关注。在冷战期间，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出口管制的国际组织，禁运和管制清单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冷战之后，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但是美国又联合西方国家为主的三十几个国家于1996年签署了《瓦那森协定》，主要是互相通报和协调管制对签署协定之外国家军用物资和技术以及军民两用物资和技术的出口。
中国明显的受到该协定的影响。最新的趋势是对中国的技术以及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由于中美竞争正在逐步超越简单的军事领域，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进一步扩展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在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之外，还包括了所谓“新兴和基础技术（emerging and fundational tehcnologies）”，尽管相关的执行细则还没有完全出台。
除此之外，美国商务部还可以把与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相违背”的公司和政府机构纳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的公司和这些实体进行交易。
迄今为止，已经有300家中国的公司、机构、乃至于大学被纳入到这一清单之中。技术封锁的一个主要难题在于国际协调。如果美国限制对华出口的某种高科技产品中国可以从其它国家获得，那么美国非但不能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会因为失去中国市场影响美国公司的利益和研发投入。因此，尤其需要警惕美国加强国际协调联合增加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的措施——特别是在欧洲、日本也存在一定程度对中国的发展有戒心的情况下。实际上，军事领域经过国际协调的出口管制已经有所扩大。2020年2月，为加强防备敏感技术转为军事用途及网络攻击，瓦森纳成员国家扩大管制范围，决定将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到军用半导体制造材料以及网络软件。
限制人员交往：我们认为美国也可能对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和敏感岗位中国科学家以及工程师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同时在受到美方的关注和限制之后，中国从海外招聘一流科技人才的难度也在明显增加。首先，在《瓦那森协议》规定的敏感岗位之外，美国可能进一步限制中国公民进入其它科技敏感岗位。美国新的出口管制已经要求相关公司雇佣来自“有顾虑”国家的国民时，需要单独申请批准——虽然一些细节尚未完全发布——实际上会限制中国人进入美国公司的技术敏感岗位。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学者、留学人员赴美签证申请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背景审查，对美国教育科研单位接受中国学者、留学人员也施加更多限制，已经导致部分所谓“敏感领域”的中国学者、留学人员无法获得赴美签证。
其次，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包括著名的“千人计划”——也在受到美方更加严格的审查和限制。20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美国研究界面临威胁：中国人才招聘计划》，建议通过多种手段减少美国科技外泄的漏洞，包括对受到外国机构资助的美国研究人员使用美国资金以及美国设施实施情报共享，实施合规和审计计划确保受资助者准确报告利益冲突，联邦机构要对公开分享某些基础研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进行评估等等。美方还以“隐瞒来自中国的资金资助”以及“虚假和欺诈性陈述”停止了对于一些美国学者的资助甚至逮捕了一名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
最后，美方正在对来自中国军方的学者采取断然措施。有西方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军队派遣过数千名学者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或者作为访问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军方的研究机构有时也与美国学术机构联合从事研究并发表论文，但是中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可能存在隐瞒自身真实身份的问题。近期，美国执法机构已经拘捕了多名中国“有军方背景的学者”，罪名是“签证欺诈”，隐瞒自己的“军方背景”。欧洲和日本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科技人员交往方面对中国设立新的限制。中国需要审慎评估和妥善应对美国联合欧洲、日本对中国进行相关限制的可能性。
不仅仅针对学者，同时也针对中国记者进行了限制。
遏制中国科技公司发展：虽然难以正式进入到官方战略，美方以各种借口打压中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一些科技公司的嫌疑客观存在。
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华为涉嫌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将美国的设备和技术出口到伊朗。但是即使是违规，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处罚和华为对自己行为的纠正解决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一定要置华为于死地？美方借此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嫌疑不能排除。
字节跳动的TikTok是第一个在西方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中国软件。考虑到字节跳动已经尽自己可能证明没有美方所怀疑的国家安全隐患（包括在美国存储数据、雇佣美国人担任公司高管、没有按照中国政府要求进行内容审查等）、美方也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其存在实质的威胁，但是美方仍然对其进行封杀。“国家安全”的名义是真实原因还是借口也值得推敲。
三、危机与新经济增长点争夺
1．危机后的选择
2．危机后的美国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3．危机后的欧洲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4．危机后的日本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5．危机后的韩国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1．危机后的选择
危机不能只看“危”不看“机”
危机对经营的启示
2．危机后的美国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20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得益于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新能源技术由于应用成本较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不具备经济优势，因此在20世纪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需寻找一个新的产业以拉动经济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美国的首选。美国政府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法律和计划等，通过法律强制、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多种措施创造适于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首先，推出“能源新政”，其核心理念是，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签署了《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ARRA)，推出了总额为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成为投资的重点，分别投入1 200亿美元、1 059亿美元、199亿美元、190亿美元和145亿美元；在1 200亿美元的科研(含基建)计划中，新能源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占468亿美元，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人占100亿美元；20亿美元追加科研投资则主要分布在航天、海洋和大气领域。
有人认为，奥巴马发起的“能源新政”及其“绿色产业革命”，对于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很可能起到与20世纪后半叶的“数字化革命”、“信息高速公路”同等重要的作用。
其次，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由此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此举表明，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再工业化”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
最后，酝酿着一场跨产业技术革命。美国除了将189亿美元投入能源输配和替代能源研究、218亿美元投入节能产业、200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的研发和推广外，还将投入7.77亿美元支持建立46个能源前沿研究中心；把加快“三网融合”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提出要在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人方面重返世界领先地位，加大对信息传感网、公共安全网、智能电网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总体来看，美国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在推动一场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革命。通过对新兴产业投入巨资，通过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以保证美国在这些领域尽快建立全球技术优势，推动美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3．危机后的欧洲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是“二战”之后欧洲面临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严峻的形势迫使欧洲各国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首先，确定了低碳经济为主的目标，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看做新的工业革命，将低碳产业列为新兴产业的重点。确定了低碳经济为主的目标，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看做新的工业革命，将低碳产业列为新兴产业的重点。2007年3月，欧盟27国领导人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一揽子能源计划。
预计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体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这一目标的制定，在欧盟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2008年2月，欧盟运输、通信和能源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该计划将鼓励推广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技术在内的“低碳能源”技术，以促进欧盟未来建立能源可持续利用机制。
在2009年3月的欧盟气候变化与能源峰会上，欧盟成员国在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了一致，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具体方针。这些方针包括：发展欧盟的能源基础设施；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存储量，加强危机反应机制，促进能源供应的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能源及其供应多样化。
其次，重在发展“绿色技术”。欧盟在经济复苏计划中，强调“绿化”的创新和投资，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委员会已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
主要内容是欧盟将筹措总金额为1050亿欧元的款项，在2009～2013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计划将130亿欧元用于“绿色能源”、280亿欧元用于改善水质和提高对废弃物的处理和管理水平，另外640亿欧元将用于帮助欧盟成员国推动其他环保产业发展、鼓励相关新产品开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落实各项相关的环保法律和法规。欧盟希望以此作为产业调整及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点，以便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为欧盟在环保经济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奠定基础。
再次，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建设。欧盟提出加快建设全民高速互联网，到2010年实现高速网络100％覆盖率。在物联网的发展上，欧洲IT和工业领域十分重视统一标准的制定。由于各国存在不同的标准，因此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全球射频识别标准协同论坛”，该项目得到欧盟的资助，不仅在欧洲设有相关机构，还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举办研讨会，加强国际合作，以寻求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
最后，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在欧洲，文化创意产业在2006年之后就已经压倒其他传统行业，成为重点发展的新兴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文化创意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4．危机后的日本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其受冲击和经济恶化程度更是超过欧美，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日本在考虑“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振兴时，特别重视对以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扶持。
首先，高度重视新能源技术开发。日本2008年出台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高科技，重点发展太阳能和核能等低碳能源，并且为产业科研提供财政关税等政策扶持以及资金补助。
同年，日本政府修改《新经济成长战略》，提出实施“资源生产力战略”，为根本性地提高资源生产力采取集中投资，使日本成为资源价格高涨时代和低碳社会的胜者。为增加能源的自给率，日本将新能源研发和利用的预算由882亿日元大幅增加到1 156亿日元。日本大力开发核能，目前全国共有核电站54座，总装机容量4 712.2万千瓦，是世界第三核能大国，核能占能源供给总量的15％，核能电化率近40％。日本还高度重视太阳能利用，是世界上太阳能开发利用第一大国，也是太阳能应用技术强国。
金融危机后，日本宣布今后对中小企业安装太阳能设备提供补助金的门槛将会降低。根据风力资源极其丰富的特点，对风力发电大力支持，对风电设备给予补助，剩余风电可卖给电力公司。风力发电的快速增长，使其跻身全球十大风能市场。日本政府还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风力发电蓄存技术研发。
其次，大力发展新兴业务领域。2009年4月，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业、太阳能发电等。
200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到2020年的“增长战略”基本方针，认为应着重拓展有望带来额外增长的六大领域：环境及能源、医疗及护理、旅游、科学技术、促进就业及人才培养。根据该战略，到2020年环保、医疗、旅游等产业合计将创造逾400万个岗位。公共与私营部门在科技相关研发上的投资占GDP比例将超过4％。此外，日本政府还把信息通信、节能和生物工程、宇宙航空、海洋开发等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
最后，用技术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2009年3月，日本出台了为期三年的信息技术发展计划，侧重于促进IT技术在医疗、行政等领域的应用。日本还放眼2025年，在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医药等各个领域制订长期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25”并加以实施，力图通过创新能力和开放的姿态给日本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如在用新型科技改造汽车工业方面，日本提出了关于正式普及新一代汽车的总体战略建议，该总体战略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开发战略、制度整备战略、促进普及战略。
技术开发战略的最大课题是开发在性能和成本方面可与汽油汽车相匹敌的电池和马达。日本政府还于2007年度开始启动下一代汽车用电池的技术开发项目，旨在开发取代锂离子电池的新电池。日本政府通过加强同产业界与科研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建立产学研共同研发机制，包括支持产业界与大学共同研究、政府委托产业界与科研部门共同研究等各种形式，推动各种技术创新。
5．危机后的韩国对新经济引领的选择
韩国政府制定《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将绿色技术、尖端产业融合、高附加值服务三大领域共17项新兴产业确定为新增长动力。提出通过政府研究与开发资金，向26个商业项目共投资1 550亿韩元，以支持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在此投资计划下，韩国的大型企业将和中小企业共同在生物制药、机器人技术、脱盐设备、发光二极管、新型半导体、绿色轿车等领域获得政府研究与开发资金支持。如三星打算组成生物技术公司，SK能源和浦项打算开发天然气和洁净煤，LG则打算研究电池等。
四、货币超发与大宗商品
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全球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推出了相关刺激政策来支持经济发展，由于美元区、欧元区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加剧并向全球传导和辐射，导致全球包括钢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新创介绍说，美国自2020年3月开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投放到市场，而欧洲央行在4月下旬也宣布将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迫于通胀压力，新兴国家也开始被动加息。受此影响，从2月份开始，全球粮食、原油、黄金、铁矿、铜、铝等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
以铁矿石为例，5月12日，进口铁矿的到岸价格从去年的86.83美元/吨上涨到230.59美元/吨，增幅165.6%。在铁矿石价格的影响下，包括焦煤、焦炭和废钢等钢铁主要原料全部上涨，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钢铁生产成本。
全球通货膨胀加剧
根据央视网在今年5月24日的报道，韩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较为明显，很多物价都迎来大幅度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急速攀升，令韩国民众们买菜、买水果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在首尔市的一家市场中，苹果的价格已经较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目前的价格为每公斤8 000韩元，约合人民币46元。
此外，韩国统计厅在5月20日发表数据显示，排除物价上涨因素，今年1季度，韩国家庭月平均实际收入环比减少了0.7%，是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样看来，通货膨胀对韩国群众，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
当然，韩国的情况并不是最突出的，黎巴嫩的状况则是极为糟糕。因为黎巴嫩奥迪银行在今年发布的报告表明，现在黎巴嫩经济正在面临滞涨以及货币和金融的挑战。根据黎巴嫩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2020年，黎巴嫩的通货膨胀率为84.9%。而且，据了解，黎巴嫩的经济在2020年萎缩了20%。
除了韩国、黎巴嫩以外，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国家，也都遭受着物价上涨之痛。不得不说，随着全球大宗商品涨价，很多国家都遭受着“通胀加剧”的困扰，这为各国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50周“放水”24万亿元，美国是通胀加剧“罪魁祸首”？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通胀加剧”虽然是很多原因引起的，但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是“罪魁祸首”。因为至今为止，美国已经连续50周放水了超5.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亿元。可见，在刺激经济方面，美国“下手”是最狠的。
现阶段还有6万亿在路上。
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流通的货币之一，美国的“大放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因此，不少人把全球通胀加剧的“锅”安在美国头上，其实也不算冤枉。
当然，由于过于宽松的经济政策，美国自身也并不好过。据了解，美国国内的多种商品物价，也在飞速上涨。例如美国鸡肉价格的上涨，就令其国内的餐饮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据了解，美国带骨鸡翅的价格在今年上涨了26%，而无骨鸡胸肉则从1美元/磅涨到了2.04美元/磅。
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数据，在今年3月份，美国消费者平均支付的无骨鸡胸肉价格为3.29美元/磅，同比增长了11.3%。另外，据央视网报道，在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卫生纸价格上涨了15.6%。显而易见，美国国内目前也正在经历着“通胀加剧”的困扰。
对于此情况，不少人表示这是“自作自受”。毕竟美国的“大放水”对很多国家都造成了影响，其发放的美国国债都已经达到了近30万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现在有向全球“割韭菜”的嫌疑，想让其他国家来为自己“分担压力”。
第二章：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一、低速增长期将成为新常态
二、全球经济格局向从成本与技术端分化
三、技术的市场空间与发展的后发优势
四、国际贸易呈现“你有我要”的变化
五、跨境投资脱实化
六、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结构失衡
七、绿色发展与碳中和成为共识
八、能源互联网与源头绿色化
九、粮食安全与耕地将成为农业的核心
十、国际金融中心得破与多
一、低速增长期将成为新常态
到2035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1.7%，城市化与人口结构的平衡是关键问题。
其一，根据预测，全球人口将由2015年的73.5亿增长至2035年的88.9亿和2050年的97.7亿，全球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8.3%上升到2035年的13.0%、2050年的15.8%。
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是拖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其二，新能源所在地与需求地，将促发能源互联网的深度发展。
其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时降速。2020年至2035年，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2.6%左右。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4.9%左右。
二、全球经济格局向从成本与技术端分化
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关键优势看成本端。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日本和欧盟仍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强国，技术端控制明显。
三、技术的市场空间与发展的后发优势
人口数量将成为技术与市场的独特优势。
预计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后发经济体赶超提供机遇。数字经济兴起将加快知识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有助于本地化生产，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技术的迭代能力，直接考验着一国经济的安定发展。
四、国际贸易呈现“你有我要”的变化
未来将呈现“你有我要”互通有无，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物联网金融将快速发展。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便利化与自由化。
五、跨境投资脱实化
跨境投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
有形资产投资占比减少，无形资产投资占比上升。
跨国公司将继续是全球跨境投资和价值链布局、资产证券化相互纠缠。
发展中经济体在跨境投资围绕成本端外迁开展。
六、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结构失衡
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6 000美元至18 000美元区间。中等收入陷阱与中产阶层数量失衡。
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弱化和人口老龄化将持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仍将保持技术进步加快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还会延续。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现有秩序失衡。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有所扩大。分地区看，当前中产阶级的一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而到2030年约三分之二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预计会超过32亿人。消费拉动将出现反转。
七、绿色发展与碳中和成为共识
展望2035年，以碳达峰、碳中和为脉络的经济发展成为共识。
碳金融、碳交易等将成为金融改革创新的新趋势。
八、能源互联网与源头绿色化
一是清洁化。
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了油气资源的供应能力，预计2040年前全球天然气将增长45%左右。
二是低碳化。
可再生能源成本出现大幅下降，将在2020年前后与常规化石能源平价上网。
三是电力化。
电力在未来全球能源系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四是源头绿色化。
光能、水能、风能、储能相互支撑发展。
五是数字化。
能源互联网与特高压将成为主流。
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全球能源需求格局看，据国际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预期增长30%左右，
除了欧佩克、俄罗斯等传统的能源出口大国。美国的页岩油，东欧等的绿色能源都会改变供给国引发新变化。
九、粮食安全与耕地将成为农业的核心
全球实际可利用开发的农业耕地达到35亿公顷，有14.67亿公顷的潜在耕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如果考虑到生产技术进步与作物适应性的不断改良，全球还有26亿公顷潜在农业耕地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粮食安全与种子安全将成为国家发展农业科技的核心。
十、国际金融中心得破与多
国际货币多元化，数字货币的突围是关键。
国际金融中心的破与多：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排名缓慢上升，并与排名相近的发达国家城市直接竞争。
英国脱欧后的国际金融中心将重新布局，除了老牌的伦敦和纽约仍将是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未来金融中心将按区域结算优势进行划分。
第三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分析
一、中美关系与贸易战
二、英国脱欧与欧洲动荡
三、“俄乌”对峙
四、从伊朗到巴以冲突
一、中美关系与贸易战
博弈类型：秩序性与政治经济
美国的政治策略：把国内的政治风险向中国外引
美国的经济策略：重启工业化与企业回国及“侨民”回国
美国的舆论策略：封锁、用自己的国家政治影响干预他国内政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在思考什么？
二、英国脱欧与欧洲动荡
动荡方向：金融贸易结算的不确定性增强
脱欧的诱因：欧洲很难统一、忘不掉的日不落、历史的选择
脱欧后的影响：进入欧洲的大门户和金融中心需要重新选择
爱尔兰要独立，德国也要脱欧。
三、“俄乌”对峙
1．美国封堵俄罗斯扩张的棋子
2．苏联解体后飞机的核心技术留在了乌克兰
四、从伊朗到巴以冲突
1．伊朗核导协议的博弈
2．巴以冲突美国背后的“算盘”
第四章：国际经济与进出口平衡
一、负债+出口创汇+原材料进口
二、进口+供应链深化+优化营商环境
一、负债+出口创汇+原材料进口
负债－跨国资本－纵向并购
+
出口创汇－跨国交易－配置国际化
+
原材料进口－工业高质量－高价值再出口
二、进口+供应链深化+优化营商环境
进口－购买力增长－注意CPI
+
供应链深化+纵向招商引资+国有化替代
+
优化营商环境+负面清单+法制改革+服务政府建设
第五章：汇率与外贸观察
一、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削弱我国出口
二、汇率影响出口型企业报表的三个途径
三、面对汇率升值，哪些行业相对“免疫”？
一、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削弱我国出口
1．理论回顾：汇率如何影响一国出口？
2．十年复盘：历次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出口表现
1．理论回顾：汇率如何影响一国出口？
汇率变动往往是两国货币价值变动的具体体现，较为经典的汇率决定理论有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国际收支说等，一般而言汇率变动往往会对两国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购买力平价理论：两种货币的汇率由两国货币各自所具有的购买力决定，汇率的变动也取决于两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对于进出口而言，较低的汇率使得本国商品较外国商品更加便宜，从而提高本国商品的出口数量。
利率平价理论：两国利率之间的差距会影响两国货币币值水平和资金移动，进而影响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之差。对于进出口而言，当A国居民将持有的本币存款（包含存款收益）大于持有外币存款（包含同等期限下的存款收益）并按照汇率折算的本币款时，外国居民倾向于投资A国市场。套利机会的存在提升了外国投资者对于A国货币的需求量，因此A国汇率升值，进一步导致出口下降。
参考传统理论可知，人民币汇率波动将会使得本国出口商品价格改变，企业出口总额可能会受到扰动；同时企业将会承担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汇兑损益对于企业利润的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阶段，我国出口产品以外币计价会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那么产品出口将会受到打击；产品出口得到的外币货币或者应收账款增多将会产生较多的汇兑损失，从而打击我国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不过我国进出口变化并非完全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总体呈现海外需求拉动型，即国内与海外供需强弱对我国出口的主导力量较强。
如2017年人民币持续升值期间我国出口表现持续向好，2020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但我国出口连续数月超预期改善，这均与我国供需结构好于海外有关，具体而言，海外需求改善后所带来的供需缺口往往由中国的出口来弥补。
2．十年复盘：历次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出口表现
从2010年以来我国出口金额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来看，二者呈现双向波动的趋势，汇率波动很难主导我国我出口的表现。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六轮较为明显的升值周期，分别是2010.6-2012.3（Ⅰ）、2012.9-2013.12（Ⅱ）、2017.4-2018.1（Ⅲ）、2018.11-2019.3（Ⅳ）、2019.10-2020.1（Ⅴ）、2020.6至今（Ⅵ）。仅在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下图中绿色部分）我国出口跟随汇率升值出现了下降的情形，其他阶段出口金额增长并未出现明显下降，部分时期如2017.4-2018.1出口反而呈现逆势扩张的趋势。目前正处于第六次人民币持续升值阶段。
升值阶段Ⅰ：2010.6-2012.3
2010年下半年起人民币汇率进入快速升值通道，2010年-2012年我国出口增速也进入下台阶阶段，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速由2010年的31.3%下行至2012年的7.9%，出口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与高基数和我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关。
一方面，2009年次贷危机过后，海外经济增速逐渐复苏，在2009年低基数背景下我国出口在2010年跃升至较高水平，随后高位放缓；另一方面，2008年下半年至2010 年初我国采用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方针，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汇率在短期内的快速调整给出口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
升值阶段Ⅱ：2012.9-2013.12
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依然呈现升值态势，我国出口增速呈现先回升、接着回落、最终再次回升的趋势。海外需求仍保持不错的增长，全球GDP同比增速由2012年的2.52%回升至2013年的2.67%。
与此同时，国内产品出口型企业可能采用了一些措施来规避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比如在签订合同时增加汇率风险分摊条款、与银行办理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签订远期结汇合同来锁定汇率等。因此，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人民币汇率升值期间，受益于海外需求向好以及企业对于汇率波动的应对，我国出口表现不错。
升值阶段Ⅲ：2017.4-2018.1
这段时间内，美元指数持续走弱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我国出口表现持续好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2017年年初的6.9左右升值至年末的6.5左右；同时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内部分产业如机电产品（家电、手机、集成电路等）等竞争优势凸显，2017年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速提升至7.9%（2016年为-7.7%），同时出口对于我国GDP同比贡献率也相比2016年出现较大幅度提升。虽然这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且较大幅度升值，海外需求扩张为我国出口型企业带来发展机会，此轮出口复苏一直持续至2018年。
升值阶段Ⅳ：2018.11-2019.3
人民币在此期间内出现较为短暂且快速的升值，同时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行。一方面，海外主要经济体增长开始走弱，2018年四季度美国和欧元区制造业PMI开始明显回落；另一方面，2018年初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不断，部分企业担心未来关税对于贸易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贸易摩擦加剧的预期促使出现“抢出口”现象，因此前期透支了一部分需求。
升值阶段Ⅴ：2019.10-2020.1
在这段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出口增速小幅提升。这次升值发生在年末至次年年初，由于海外年末圣诞节叠加年初我国“春节效应”，订单量增多且较为集中，这段时间内往往会发生集中出口的现象，海外主要经济体PMI纷纷回升至50以上，出口总量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了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的抑制效应。
升值阶段Ⅵ：2020.6至今
2020年二季度以来人民币汇率再次出现快速升值，同样伴随着美元指数持续下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5月末的7.18左右升值至目前的6.5附近，与上一次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年份（2017年）的相似的是，出口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表现；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1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已经上行至20%以上，即我国出口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强劲。海外疫情蔓延而我国疫情控制力度较好、海外防疫物资需求量大、我国具有较为安全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等成为驱动出口改善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仍是海外需求拉动出口总量扩张使得我国出口数据持续超预期。
回顾以上六段人民币升值阶段可知，历次人民币升值阶段出口的表现可以分别两种类型：
第一种，红色部分代表人民币汇率升值阶段我国出口表现平稳甚至改善，这种阶段往往伴随着海外需求扩张，即我国新出口订单PMI和海外主要经济体PMI取得不错表现，如2012.9-2013.12（Ⅱ）、2017.4-2018.1（Ⅲ）、2019.10-2020.1（Ⅴ），2020.6至今（Ⅵ）均出现了类似情形；
第二种，绿色部分代表人民币升值阶段我国出口增速持续下行，如2010.6-2012.3（Ⅰ）和2018.11-2019.3（Ⅳ），我国新出口订单PMI均在此阶段出现下滑。
由此可知，汇率波动与我国出口并无必然联系，而海外需求拉动往往是影响出口的主导因素。即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对于企业经营带来扰动，但海外需求扩张总是会带动我国出口数量改善，新出口订单PMI上行带动出口总量扩张。与此同时，我国多个行业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以及部分行业享有成本优势、产能优势或者技术壁垒等；因此在海外需求出现扩张时，这种供需缺口往往由我国出口来弥补，出口总量扩张在一定程度对冲了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带来的抑制作用，最终体现为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中枢上移。
二、汇率影响出口型企业报表的三个途径
1．汇率波动对财报的影响路径
2．汇率波动对出口型企业收入端的影响原理及分析
3．出口型企业如何应对升值以及毛利率的变动分析
4．汇兑损益的产生以及对利润的影响
1．汇率波动对财报的影响路径梳理
2．汇率波动对出口型企业收入端的影响原理及分析
汇率波动对于出口型企业收入端的影响原理：
一方面，对于产品出口型企业而言，在本币升值阶段，若产品的本币价格不变，那么以外币计价的产品价格将会上升，产品竞争力相对下降，因此本币升值不利于这部分企业产品的出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企业产品的海外销售数量和销售额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海外收入将会收缩。
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汇率在企业签订合同和确认收入之间出现升值，那么企业确认海外营收的数额可能会降低，这也会对企业收入端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一笔订单总额为10万美元，而从签订订单至确认收入期间，人民币汇率由7.0下行至6.5，那么确认收入的数额则由7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650万元人民币。
以下对于历次人民币升值期间（2011年、2013年、2017年）A股出口型行业海外营收段进行回顾。
阶段Ⅰ（2011年）：
自2010年下半年起人民币进入快速升值通道，我国绝大部分产品出口型企业在2011年前后经历了海外业务收入增速下台阶的过程。比如白电行业海外营收增速由2010年的59.1%下行至2011年的33.0%，PCB行业则是由46.8%下行至8%，家具行业则是由13.4%下行至-1.9%。这种快速回落主要与海外营收高基数有关，次贷危机过后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带动我国出口增速跃升至高位，进入2011年之后增速自然在高基数下逐渐回落。除此之外，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初我国采用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方针，汇率在短期内的快速调整对于出口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2011年仅有极个别行业海外营收增速扩张，包括汽车零部件、网络接配及塔设、农药等行业。
阶段Ⅱ（2013年）：
2013年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而这一年出口型行业海外营收出现了一些变化，家电类、电子类、乘用车、化工品等细分行业海外营收增速保持相对稳定甚至提升，而通信类、家具、棉纺制品、贸易等行业海外营收表现欠佳。以小家电行业为例，近十年来小家电行业海外营收占其营业总收入比例基本保持在30%以上，属于较为明显的产品出口型行业；小家电行业2013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速已经由2012年末的-10.1%上行至8.6%，期间增速呈现波动趋势，但并没有受到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打击。与小家电类似的是，消费电子组件、印染化学品、聚氨酯、太阳能等代表性行业海外营收增速均出现明显提升。
阶段Ⅲ（2017年）：
2017年人民币汇率也出现持续且快速的升值，然而绝大多数出口型行业海外收入增速扩张，其中农药、聚氨酯、其他电子零组件、PCB、家具、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海外收入扩张最为明显，仅有小部分行业如显示零组、贸易、玻璃纤维、通信终端及配件海外营收增速明显下滑。
海外营收增速实现较大幅度提升。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海外营收增速扩张的行业往往具有相对优势（与海外对应行业相比），如小家电、消费电子组件、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聚氨酯、农药等化工品具备产能优势，家具、棉纺制品等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在海外需求持续好转的背景下，这些具有相对优势行业的产品依然可以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因此部分行业海外营收增速不降反升。
第二，虽然人民币升值对于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带来打击，但是海外需求持续好转导致产品出口数量出现明显提升，即数量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带来的压力。具体来看，在2013年和2017年人民币持续升值期间，印刷电路、太阳能电池、微波炉（小家电）等产品出口数量增速并未出现明显下移；尤其是2017年，部分产品如太阳能电池和微波炉等出口数量增速呈现逆势上行趋势，其他代表性产品出口数量增速也较为稳定。即使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数量企稳或者逆势上行也能为产品出口型企业海外营收带来较强的保障性。
第三，海外经济持续复苏带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2017我国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1%，而2016年贡献率仅为-6.8%。因此，对于绝大多数行业而言，海外经济复苏刺激了其产品需求，因此海外营收部分对于我国出口型企业整体营收的贡献依然可观。
总体来看，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年份，绝大多数行业海外营收并未出现明显收缩，部分行业甚至在此阶段实现海外营收的逆势扩张，代表性行业有白色家电、PCB、消费电子组件、面板、汽车零部件、轮胎、农药、聚氨酯、太阳能、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等，这主要是受到海外需求扩张、产品出口数量增多以及行业具备相对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
3．出口型企业如何应对升值以及毛利率的变动分析
汇率波动对于出口型企业毛利率的影响原理：
（1）由前文可知，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会导致海外销售量下降或者确认收入的数额下降，出口型企业可能会面临调价需求。在产品成本相对刚性的情形下，海外收入波动以及产品调价将会影响企业毛利率。
（2）部分企业原材料（如铁矿石）较为依赖进口，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以人民币计价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得依赖于原材料进口的企业受益于生产成本“下降”。一般而言，对于产品出口型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导致产品调价是影响毛利率的主导因素。但由于同一时间段内影响毛利率的因素较多，汇率仅仅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汇率对于毛利率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
具体而言，产品出口型行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的应对措施存在较大差异，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导致收入“缩减”时，不少企业为了降低订单减少的压力，可能会采用降价方式来保住市场份额，但不得不承受毛利率进一步下降甚至盈利亏损的压力；也有一些行业为了对冲毛利率可能会下滑的压力而采用产品提价的方式，这些行业往往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历史数据来看，产品出口型企业毛利率在升值期间的表现各异，本文选取变化趋势较为明显的两类进行分析：
第一类：面板、其他电子零组件、棉纺制品、其他家居、太阳能、贸易等板块毛利率在人民币升值阶段受到一定的打击。以上行业毛利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可能与海外存在替代产能有关，如面板和其他电子零组件可由台湾或韩国企业来供应，棉纺制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则可以由东南亚国家如印度企业来供应。
在人民币升值阶段，这些行业将会面临收入减少的困境，同时会面临丢掉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的压力，这时不得不去采用降价策略来保住一定的市场份额，如棉纺制品、其他家居、面板、太阳能、基础件、贸易等行业。若维持价格稳定或者降价策略效果欠佳，企业产能利用率将会下降或者落入“量价齐跌”的模式中，那么毛利率和净利率等盈利指标均会出现明显恶化，如在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阶段太阳能、贸易等行业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但在2013年和2017年发生类似情形的行业极少。
程度的扩张。较为典型的产品出口型行业如白色家电、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化学原料药等行业毛利率均未出现下降，核心原因在于这些行业在产业链中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为了减少亏损，部分出口型企业可能会选择不接订单；但是议价能力强的企业可以将毛利率下降的压力转移给下游需求端，即通过产品提价的方式来对冲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除此之外，部分出口型行业经历了出清之后龙头公司份额提升的优势更加明显，如白色家电、集成电路、农药、医疗器械等，其议价能力再次得到强化。
总体而言，在成本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于企业毛利率的影响较为偏负面或中性（注意毛利率是一个相对综合性的盈利指标）。但是，不同产品出口型企业在面对汇率升值时所采取的措施存在差异：
一种情形是，若海外存在替代产能，那么企业将会面临丢掉订单的困境，企业可能会采用降价的方式来保住市场份额，代表性行业有棉纺制品、其他家居等；如若降价效果不佳或者维持价格稳定，那么会面临收入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等问题，其毛利率和盈利能力将会受到较大损伤；
另一种情形是，行业集中度较高且企业具有较强议价能力，可以采用提价的方式来对冲汇率升值的压力，最终表现为毛利率等盈利指标在升值期间并未出现削弱，代表性行业有白色家电、集成电路、农药、医疗器械等。
4．汇兑损益的产生以及对利润的影响
产品出口型企业汇兑损益的产生原理：
如果一家公司出口业务占比较高，出口将会产生外币货币或者应收账款，由于销售收入和处理汇兑收益在时间节点上存在差异（即人民币在实际业务发生日与资产负债表日间隔一定的时间且人民币在此期间升值），那么在升值区间内将会形成汇兑损失并计入财务费用，从而冲减净利润。
人民币升值对于企业财务费用的冲击是以汇兑损失增大的方式体现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一般会导致产品出口型企业承受一定的汇兑损失，从而直接冲击企业盈利。从2013年-2019年的历史数据来看，汇兑损益占全部A股净利润的比例的绝对值基本控制在1.5%以内（2015年除外），即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对于整体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较为微弱。在2017年人民币发生持续升值的年份中，A股汇兑损失合计值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占净利润的比例约为1.0%。整体A股盈利受此影响较为有限，而不同行业所承受的汇兑损失压力存在差异。
在历次人民币升值年份，绝大多数产品出口型行业汇兑损失提升，即财务费用压力增大并直接冲击净利润。同时，海外营收占总收入比例越高，其汇兑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也越高，即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2017年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且较大幅度升值，以2017年为例测算出口型行业海外营收占比与汇兑收益占净利润比例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42%，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年份二者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即海外营收比重较大的产品出口型企业更加容易承受较多的汇兑损失冲击净利润的压力。
阶段Ⅰ（2011年）和阶段Ⅱ（2013年）：
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呈现升值趋势，因此这段时期内人民币持续升值时间较久且市场对于升值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一致预期，2011年和2013年出口型行业汇兑损失数额占净利润的比例较为可控（绝大多数行业可以控制在5%以内）。2015年下半年人民币汇兑开启贬值通道，部分产品出口型行业如白电等开始取得汇兑收益，或汇兑损失规模出现缩小；进入2016年后，伴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型企业开始取得汇兑收益。
阶段Ⅲ（2017年）：
自2017年二季度至年末，人民币汇率再次进入升值阶段，由于这一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快且幅度较大，绝大多数产品出口型企业在这一年承担了较多的汇兑损失，如安防和白色家电2017年汇兑损失占财务费用的比例超过100%，即财务费用压力几乎全部来自于汇兑损失，其次是小家电、其他家居、消费电子设备、化学原料药等行业汇兑损失占财务费用的比例超过40%，尤其小家电、其他家居板块汇兑损失占净利润的比例也超过10%。
此外，2018年至2019年人民币汇率呈现波动震荡贬值的趋势，其中2018年末至2019年初人民币也经历了较为短暂的升值，在这个阶段并未出现产品出口型企业普遍遭受汇兑损失或取得汇兑收益的情形，即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持续时间较短或者双向波动时期，企业汇兑损益规模较小且对于净利润的冲击较为有限。
整体来看，在人民币升值阶段，产品出口型企业盈利往往会直接受到汇兑损失的负面冲击，且海外营收比例越大的企业所承受的汇兑损失压力也相对更大。部分企业可能会签署外汇合约或者货币互换合约来规避外汇波动的风险。绝大多数产品出口型企业汇兑损益对于财务费用存在较大的扰动，不过大部分行业汇兑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可以控制在10%以内。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产品出口型企业的影响是较为复杂的。
直接影响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会导致绝大多数产品出口型企业的汇兑损失增多（由于销售收入和处理汇兑收益在时间节点上存在差异且人民币在此期间升值，那么在升值区间内将会形成汇兑损失并计入财务费用），从而直接对其盈利产生负面冲击；历史数据表明部分行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产生的汇兑损益对财务费用及净利润带来一定的扰动，但大多数行业汇兑损失对净利润的冲击可以控制在10%以内甚至更低。
间接影响方面，一方面，在人民币持续升值阶段，产品出口型行业海外业务收入受到的影响偏中性，海外收入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并无必然联系。绝大多数行业海外营收并未出现明显收缩，部分行业甚至在此阶段实现海外营收的逆势扩张，代表性行业有白色家电、PCB、消费电子组件、面板、汽车零部件、轮胎、钛白粉、聚氨酯、太阳能、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等，这主要是受到海外需求扩张、产品出口数量增多以及行业具备相对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
另一方面，在成本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于企业毛利率的影响较为偏负面或中性（注意毛利率是一个相对综合性的盈利指标）。但是，不同产品出口型企业在面对汇率升值时所采取的措施存在差异：
一种情形是，若海外存在替代产能，那么企业将会面临丢掉订单的困境，企业可能会采用降价的方式来保住市场份额，代表性行业有棉纺制品、其他家居等；如若降价效果不佳或者维持价格稳定，那么会面临收入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等问题；
另一种情形是，行业集中度较高且企业具有较强议价能力，可以采用提价的方式来对冲汇率升值的压力，最终表现为毛利率等盈利指标在升值期间并未出现削弱，代表性行业有白色家电、集成电路、农药、医疗器械等。
为了更好的衡量人民币升值阶段出口型行业的财务指标表现，本文考量人民币升值代表性年份（2011年、2013年和2017年）海外营收增速、海外营收占收入比例、毛利率、汇兑损失占净利润比例等指标相比前一年的变化趋势，分别用箭头表示变化趋势，上升为“↑”，下降为“↓”，变动幅度有限则为“~”。整体来看，海外营收指标变动幅度有限或扩张、毛利率较为稳定、汇兑损益占净利润比例可控的行业集中在白色家电、消费电子组件、化工品（农药、聚氨酯、印染化学品）、化学原料药、汽车零部件、基础件等，而以上指标表现相对较差的行业集中在贸易、太阳能、棉纺制品、其他家居等。
三、面对汇率升值，哪些行业相对“免疫”
针对出口型行业在历史上人民币升值年份（2011年、2013年和2017年）的重要财务指标表现，本文以升值年份海外营收增速变动幅度中位数作为横轴，毛利率变动幅度中位数作为纵轴、汇兑损益占净利润比例中位数作为气泡大小，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表右上方行业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免疫”能力最强，如印染化学品、农药、车用电机电控、摩托车及其他、消费电子组件、面板、小家电、聚氨酯、其他电子零组件、纸包装；其次，PCB、化学原料药、白色家电、家居、照明电工、集成电路等行业对于汇率波动也具有一定的“免疫“能力；而处于图标左下方区域的行业往往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较大冲击，具体包括贸易、通信终端及配件、其他家居、棉纺制品、太阳能、消费电子设备等。
产品出口型行业在人民币升值年份（2011年、2013年、2017年）毛利率变动幅度、海外营收增速变动幅度、汇兑损失占净利润比例（气泡大小）分布。
第六章：出口份额“保卫战”
一、宏观视角下的出口份额“保卫战”开启与行业分化
二、行业观察
一、宏观视角下的出口份额“保卫战”开启与行业分化
1．出口已由总量红利期进入分化期
2．疫情后总量份额发生了什么变化？
3．替代了谁的份额？
4．哪些行业份额的保卫战可能打赢？
5．哪些产品份额的保卫战可能打赢？
1．出口已由总量红利期进入分化期
2020年4-9月，我们认为出口是我国的总量红利期——中国成为全球“生产幸存地”后，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提升3.4个百分点，所以总量红利期的研究要务是把握总量变化（出口全球份额的变化）和大类行业层面的份额（哪些行业整体份额韧性强）讨论。
2020年10月至今，随着海外疫苗进展有突破，出口红利依然在，但预计会开始进入分化期，份额保卫战开启，守得住份额的行业才是“长胜将军”，守不住份额的行业开始趋势回落——随着海外后续有疫苗推进的生产修复逻辑，出口景气度的追踪要下沉到细分行业和商品层面，本报告基于此背景变化及时给予更加详细的分析，以辅助投资者更好的把握分化中的机会（出口份额对疫苗不敏感的行业及商品，韧性较强，成为长胜将军的概率更高）。
2．疫情后总量份额发生了什么变化？
疫情以来，美欧经济修复呈现出消费强（个人补贴提升收入）、生产弱（疫情防控较差）的格局；我国经济修复呈现消费弱（个人补贴有限）、生产强（疫情防控好）的格局。所以欧美经济供需缺口扩大，这部分订单被全球疫情防控有优势的我们顺利承接，带来我国出口份额快速提升，形成了美欧经济差但我国出口好的格局。4月起我国出口份额迅速提升至20%，4-6月出口份额均值为21%，较2019年均值17.3%提升了3.6个百分点；6月起份额开始逐步回落，10月我国出口份额回落至19.3%，但较2019年均值仍高出2.1个百分点。
3．替代了谁的份额？
疫情发生以来，出口份额的主要损失方为美国，而主要获益方为墨西哥、越南、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经济体。我国出口主要替代的经济体为美国；4-5月由于欧元区防疫措施较为严格，中国也一度替代了欧元区的出口份额，6月以来欧元区份额已开始逐步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均值，中国仍存在一定出口替代。
4．哪些行业份额的保卫战可能打赢？
随着海外疫苗逐步覆盖，守得住出口份额的行业或将打赢“份额保卫战”，而守不住份额的行业则或将开始趋势回落。我们用两个标准：某行业在正常年份份额的绝对额、该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来衡量一个行业今年提升的份额会不会回落，如果某行业2020年全球竞争力高，同时份额绝对值较大，则倾向于认为这类行业可能将永久性的保留住高份额，反之则份额可能将开始回落。我们评价全球竞争力的方法，是计算其RCA指数排名，排名越靠前，竞争力越强。
5．哪些产品份额的保卫战可能打赢？
同样的，我们用两个标准：2020年商品份额提升的幅度，该商品的全球竞争力，来衡量一个商品今年提升的份额会不会回落。如果一个商品全球竞争力非常高，同时2020年份额提升幅度较大，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类商品后续即便疫情消散，份额也可能不会回落。反之如果一个商品全球竞争力一般。
2020年份额提升幅度较大，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类商品是短暂的享受了海外供给受限带来的红利，后续随着疫情消散，海外供给恢复，这类商品的份额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回落。
如果以RCA指数排名前五、2020年份额提升幅度超过3%为界，满足这个标准的商品后续份额回落的概率较低。这类商品有：家电类（电扇、洗衣机、微波炉、电视机、数字照相机、无线电广播接收设备等）；家具日用品类（家具、玩具、体育用品、笔、灯具及照明装置、日用陶瓷、玻璃及其制品、眼镜及其零件）；电子元器件类（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电池）；车辆船舶类（内燃机摩托车、自行车、婴孩车及其零件、集装箱船、散货船、纯电动客车（10座及以上））；电气类（电工器材、原电池、蓄电池）；机械设备类（手用或机用工具、缝制机械及其零件）；塑料纺织制品类(非防疫，有塑料制品、家用或装饰用木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
二、行业观察
1．行业出口基本概况
2．2020年出口份额发生了哪些了变化？
3．家电供应链国内转移带来的影响，具体可分为短期的代工及中长期的自主品牌两种受益情况
1．行业出口基本概况
疫情之前，我国就已是全球家电最大生产国+最大出口国。伴随全球家电产能转移，生产中心由早期的欧美国家，转至1980s日韩国家，并自1990s中期后持续向中国转移。
据产业在线数据，2017年我国空冰洗及电视产量占全球比重分达78%、52%、37%和49%。作为世界家电工厂不但供应我国庞大家电内需，也使我国成为出口主力。
整体看，至2019年全球家电出口规模合计1 446亿美元，增速0.1%，其中中国家电出口占比高达40%，稳居首位且份额仍在持续集中。细分大家电、小家电在各自市场出口占比分别达33.4%、47.7%，均保持强大领先优势。
分品类看，家电出口规模Top5的品类分为空调、冰箱、电炊具、洗衣机、吸尘器，2019年规模分为236、181、131、118、113亿元，近年增速基本保持稳定。而进一步看中国各品类出口在全球份额，空冰洗、吸尘器、食品加工机、电动剃须刀等份额分为44.1%、27.5%、29.4%、41.9%、54.2%和21.5%。
原有欧美家电留存的产量空间及中国出口主要流向，叠加在本次疫情期间造成影响。
原有欧美产量空间是当前供应替代的基础。以产业在线披露的全球产量为例，疫情严重的欧美地区疫情前空冰洗及电视产量分别占全球的5%、27%、37%、32%。相对空调在欧美产量留存极少，也正因此空调出口赛道除了7月因美国窗机需求而短期高增外，疫情期间并未明显受益。而冰洗电视等在欧美原有产量空间较可观，疫情对海外供应链影响下则具备更庞大的提升空间，此为出口增长的前置基础。
我国家电主要流向国家即疫情严峻的欧美日等地区，成熟供应渠道下率先受益。2019年1-9月中国家电出口流向国家中美国高达21.5%，欧洲各国加和超20%，日本9.1%，我国本身即是主要面向欧美日等发达地区为主的出口模式，在海外疫情严峻期间，成熟供应体系优势下促使欧美日需求优先向我国倾斜。
2．2020年出口份额发生了哪些了变化？
疫情影响下海外尤其发达国家的家电供需都出现了大幅震荡，但一方面海外需求端尤其线上渠道逐步补充修复，另一方面供给侧复工难度较大缺口持续，所造成的供需差大幅促进了本就具备生产及出口优势的我国家电企业受益。海外需求端短暂震荡后快速修复，线上快速发展加速销售网络重新连接。不同于其他可选消费品，家电作为耐用消费品需求更为刚性，国内的需求后延也同步印证了海外需求的后延回暖趋势。
海外家电零售市场震荡回暖。美国4月家电零售同比受疫情影响下滑达-53.3%，随后持续修复，日本同样经历上半年下滑后自5月起家电零售增速显著回升，除9月因高基数原因增速下滑外，受需求回升影响均保持较高增速。
海外线上渠道跳跃式推广，助力销售网络重连。
Euromonitor统计，2019年美国家电线上份额仅19.2%，但至2020年飙升至42.5%份额翻倍，其他东欧、西欧、印度、韩国、日本等线上份额分别9.2pct/4.4pct/7.2pct/4.8pct/0.8pct。海外线上的快速发展，使消费者与商品间因疫情而断裂的线下销售网络，快速由线上模式重连。
但另一方面，海外供给端生产体系受挫案导致国际家电企业存货均跳跃式下滑。20Q1、20H1、2020前三季度等各维度国际家电企业库存均同比大幅下滑，以数据较完整的2020H1时间段来看，Whirlpool、Electrolux、De'Longhi、Arcelik、A.O.Smith、SEB库存同比分别变化-29.2%、-25.5%、-10.7%、-18.4%、-5.3%、-9.6%，部分企业Q3虽略有收敛，但伴随10月底之后海外疫情的再度被爆发，下半年存货仍将保持显著下降。海外需求与供给的修复错位导致市场形成显著供需缺口。
一方面需求端，因各国补贴政策居民收入提升，如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4月增速达14.3%，同时美国等地产需求提升、线上渠道链条补足、需求后延效应出现，需求端持续增强；
另一方面，因海外各生产系统受限而供给不足，如美国家电主导渠道的零售商端库存持续低位，至6、7月零售商的家电库存量同比一度下探至-13%左右，直到中国等供应出口的加速补充下才有所修复。
纵向来看，家电出口增速Q2以来持续边际突破。基于我国家电出口优势及海外市场供需问题，我国家电出口率先分享红利。据海关总署统计，家电出口由5月增速4.1%后持续边际突破，至9月底增速已飙升至42.9%，随后在十月底海外疫情进一步爆发下，11月增速更是突破至61.9%，家电出口景气屡创新高。
横向比较，家电出口增速自20Q3以来就引领我国各出口品类。对比海关总署统计的主要商品出口增速，家电自20Q3起出口增速保持首位。相较于中国整体出口市场，7月至11月间家电出口增速较整体出口增速分别高出29.4pct/ 29.8pct/ 33pct/28.2pct/40.8pct，在保持引领的同时提领幅度还在进一步扩大，由此可以说，家电目前已成为各主要出口商品中增速最高的品类，在当前供应链向国内转移的趋势下，家电出口分享其中最大利好。
3．家电供应链国内转移带来的影响，具体可分为短期的代工及中长期的自主品牌两种受益情况
代工类企业享受短期直接红利，并具备一定全球生产体系向国内龙头集中的趋势。以代工为主导的家电企业在本次供应链转移中直接、快速、大幅享受红利，代表性受益企业如新宝股份和美的集团，各自订单同比高增并至少排至2021年一季度。而伴随疫情发酵，海外中小型工厂受运营、资金问题影响，加速退出生产体系，从而推动全球家电产业链向受益的国内龙头厂商集中，进而一定程度上带来全球家电代工生产体系的长效改变。
自主品牌“0→1”模式，绝佳契机下品牌出海建立市场认知及渠道。对于家电这类具规模累积优势的赛道，“胜而后战”的竞争集中是成熟市场的基本趋势。在疫情之前，欧美日等家电市场头部份额十数年来单向集中，我国家电品牌入场发展难度及代价极高。本次疫情提供了绝佳契机，一方面海外龙头优势壁垒较高的线下渠道全面受损，而海外线上市场此前发展普遍较低且渠道建立成本较低，方便我国品牌线上推广，另一方面我国品牌具备供给优势在海外品牌普遍缺货下可加速入场。即使疫情消退，本次契机下建立的渠道也将对相关企业带来深远影响，其中代表受益企业为当前在欧美市场快速崛起的石头科技及美的集团。
自主品牌“1→多”模式，已有海外规模基数上加速抢占份额。不同于品牌登陆的初期破冰阶段，对于已建立成型海外渠道市场的品牌，本次疫情更是凭借国内供给优势供应链加速抢占海外份额，如海尔旗下GEA在美国市场三季度营收高增，与之相对应的惠而浦、伊莱克斯等规模均显著下滑，此消彼长下国内品牌抢占份额，而这一窗口期带来的消费者口碑、使用习惯、品牌教育则会助力品牌在海外市场进一步升阶，其中代表受益企业即海尔智家和JS环球生活。
而在海外市场供需缺口的背景下，家电海外市场零售价也出现了一定的价格提升，国内出口相对话语权提升，客单价有所优化，以海关总署披露的1-11月总家电出口规模粗略核算，相较于2019年1-11月平均单价18.12美元，2020年至今同期单价已达到19.41美元，单11月份单价更是达到19.77美元的边际值。这一涨价趋势在疫情爆发的近两季度有望保持，在后续海外产能修复预期下或将回调。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1402号
